说到晚清以降的演义创作，东说念主们常常会从梁启超级东说念主发起的演义界创新谈起，并刻意强调这一时期演义的一系列变革和创新。

着实，这一时期的演义不管是内容、花式乃至传播、秉承，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为此有斟酌者建议莫得晚清就莫得五四之说。

应该说，这一结论是可以设备的，但还不够竣工。因为这一时期中外会通，古今杂糅，演义发展演进的情况颇为复杂。不管在职何时候，体裁创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渐进的经过。

以演义而言，不管是口语演义照旧文言演义，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各自形成了较为老到、厚实的创作传统，况兼来因去果，绵延不绝，传统的东西不可能被东说念主们一下铲除，事实上亦然作念不到的。仅仅东说念主们更多存眷新变的一面，对那些因循传统或潜在发生转变的东西，则关注不够，致使被特意或意外的冷漠或藏匿掉。

演义史斟酌有一项很挫折的内容，那就是尽可能收复演义发展演进的原貌。收拢那时显性的印迹天然挫折，展示那些被淡忘的体裁粗豪也雷同挫折，这有助于收复历史的原生态，更为全面深入地把抓一个时期演义的全貌。

具体来说，除了演义界创新，除了口语文指引，除了四大质问演义，除了演义报刊，晚清以降动作守旧代表的文言演义在这一时期是怎么发展演进的，与以往有何不同，这雷同是需要加以关注的。少了这一方法，咱们对这一时期体裁史的了解是不竣工，亦然有欠缺的。

要是从作品数目上看，晚清时期受新文艺念念潮影响创作的演义天然不少，那些秉承札记演义传统撰写的作品也不在少数，放在通盘亦然相等可不雅的。

据统计，仅光绪年间，各书坊就发行了五十多部札记神话作品集，民国本领共发行文言演义集上百种，至于报刊刊载的文言演义更是有上千篇[1]，加在通盘的总量照旧相等可不雅的。

由此可见，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尽管新演义阵容强大，成为演义创作的主流，但文言演义的创作并莫得住手，反而推崇出刚硬的人命力，形成文白并峙的体裁景不雅。

之是以如斯，与其背后庞杂的读者群操办。1908年，曾有东说念主这么描述那时的演义行情：“就当天骨子上不雅之，则文言演义之销行，较之口语演义为优。”[2]这个不雅察是相宜那时的骨子的。

值得一提的是，新旧演义的创作并不是离别新旧派文东说念主的势必记号，尽管东说念主们很容易这么作念。这一时期的不少新演义家如吴趼东说念主、李伯元、徐枕亚、李汉秋等都为多面手，他们在写新演义的同期，也在创作旧体演义。

以吴趼东说念主为例，其在文学界的名声主要来改过演义的创作，其《二十年目睹之怪近况》、《痛史》、《九命奇冤》等，风行海内，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但同期他也撰写《札记演义》、《我佛山东说念主札记》这么的札记演义。

对这一气候可作念多方面的解读，从作家的角度来说，写这么的作品更为顺遂，更接近我方所受的训诲及以往的阅读体验。天然，这类作品读者多，有着很大的阛阓，这亦然一个挫折成分，不然他们不会公开刊布这类作品，毕竟他们的创作是阛阓化的。

这一时期，新演义有其读者，旧体演义雷同有着相等庞杂的读者群。这表目下许多札记演义被翻印，其数目并不少，比此前各个时期都多，销路也可以。晚清以降演义的茁壮也包括旧体演义在内，这是需要强调的，以往的斟酌者很少说起这一丝。

总的来看，晚清以降文言演义的创作东要有如下两种类型：

一是对演义传统的秉承，即取舍传统笔法创作的演义。

这在林纾的《畏庐札记》、《畏庐漫录》、《畏庐琐记》等作品中体现得颠倒光显，这类作品取舍札记体，或纪录见闻，或指摘逸事，或规戒弊端，随兴而谈，篇幅不长，汇而成编。

林纾可谓传统文化的期望者，靠近时间的变革，他不为所动，坚持我方的守旧态度，并在五四新文化指引本领频频发声，成为一个标靶型东说念主物。这种守旧也体目下体裁创作上，他秉承的是演义创作的旧有传统。

天然，其创作完全因循古东说念主的老路是不可能的，他也在进行着变革。谁能预见，就是这么一位守旧者，果真翻译广博异邦演义，广受迎接，悄然无声中成为时间的发蒙者。只不过林纾进行的变革更多截止在体裁传统的范围内，他进行的是体裁演变而非体裁创新，不易被察觉。

在这类创作中，值得关注的是较为聚拢出现的一批《聊斋志异》的仿作，如留仙后东说念主的《聊斋志异外集》、饮香室主东说念主的《新新聊斋》、治世之逸的《新聊斋》、《后聊斋志异》、吴绮缘的《反聊斋》、贾茗的《女聊斋志异》等。

这些小诠释确以《聊斋》动作书名，一方面标明所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另一方面亦然借助这部名著权贵的名声，便于竹帛的销售。可以将这类演义的创作看作是晚清以降作家向蒲松龄、向中国传统演义的致意。

《聊斋志异》所讲不过鬼狐花妖，虽然在那时看来是反科学的，但并不因时间的变革而被淘汰。即即是在五四新文化指引本取舍到严厉的月旦和责难，而一朝演义斟酌成为一门学科，立即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纪行》、《红楼梦》等作品通盘，成为中国古代演义的经典。

这就是传统体裁的魔力和力量，在强调晚清以来新体裁的创新时，雷同需要介意这一丝，不然对这一时期体裁的判辨是存在偏颇的。

雷同向传统致意的还有虞初演义系列，如胡怀琛编著的《虞初近志》、姜泣群选辑的《虞初广志》、王葆心编纂的《虞初支志》等。《虞初衷》系明东说念主陆采所编，将前东说念主尽头是唐东说念主神话演义汇为一编，面世之后，广受迎接。

而后遏抑有东说念主师法这种裁剪方式汇编前东说念主演义，如《续虞初衷》、《广虞初衷》、《虞初新志》、《虞初续志》、《广虞初新志》等，形成一个颇有特质的虞初演义系列。

这一时期，这一系列再添新品，诠释这类作品仍深受迎接。对晚清以降演义的变革天然可以唱赞歌，但弗成浅易地将那时秉承传统的创作一概视作僵化过期。这是体裁发展演进的宽泛气候，应该以世俗心看待，少一些价值判断，多一些不雅察相识。

二是适合时间潮水进行的创新。

比如徐枕亚的《玉梨魂》，作品描述了后生教练何梦霞与年青寡妇白梨影的凄好意思爱情，这在题材及念念想内容上无疑是个创新。

尽管中国古代爱情题材的演义作品许多，但还莫得写寡妇之爱的作品，比如《红楼梦》中的李纨就是一位年青的寡妇，作家写到贾宝玉、秦钟、智能儿、司棋、小红等东说念主的爱情，但毫不触及她的情事，而是将其塑酿成一位哀莫大于心死，毕生守志的贞女。

在理学盛行的时间，寡妇恋爱是一件感冒败俗的事情，是完全残害的。在明清时期，这可以说是演义的一个禁区，莫得东说念主敢触及这一禁区。

到晚清民国时期，受时间念念潮的影响，徐枕亚不仅触及这一问题，况兼赐与正面描述，这是需要勇气的，具有显然的时间色调。且这部演义的词句骈散相间，语辞华好意思，与此前的演义有着光显的不同，代表着演义的创新。

与徐枕亚《玉梨魂》情趣横生的还有苏曼殊的《端鸿零雁记》，这部演义正面描述了一位僧侣的爱情，这在题材及写法上亦然一个冲破。

此前的演义常常将涉足情爱的僧东说念主丑化，塑酿成罪不容诛的淫僧，如《水浒传》中的裴如海，“三言”、“二拍”中也有不少肖似的描述，透出一种恶趣。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晚清时期的演义界革射中，文言演义并莫得缺席，也在发生着转变。

晚清以降，时间发生剧变，西方念念想尽头是科学念念想及文艺念念想的传入，对中国的演义创作产生了真切的影响。以志怪类演义而言，科学念念想的秉承使这类题材作品的写稿发生挫折转变。此前干宝撰写《搜神记》天然是演义创作，但其见识却在“明神说念之不诬”[3]。

自后的作家在此方面气派朦胧，对鬼神在信与不信之间，像纪昀写《阅微草堂札记》以神说念设教这般清澈的东说念主并未几，正如鲁迅所言：“他我方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认为关于一般愚民，却不得不以神说念设教。”[4]

到了这一时期，东说念主们慢慢秉承科学发蒙，志怪演义的写稿开脱迷信念念想，其中的鬼神等超天然描述慢慢演变成为一种较为正大的体裁创作手法，这类演义的文艺性反倒由此增强。文言演义不管是念念想照旧艺术都发生了变化，只不过莫得新演义那样激进，那样引东说念主看重。要是说新演义反应的是引颈体裁潮水者的理念，文言演义则反应了扫数社会体裁创作的共同越过，天然次序会相对峙重一些。

除了题材内容、念念想内涵，晚清以降文言演义的文本形态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比如出现一批取舍骈体创作的作品，此前骈体类的演义唯有《游仙窟》等少数几种，这一时期的作家则特意取舍，形成一个体裁气候；再比如这一时期的文言演义有长篇化的倾向。

就传统而言，文言演义大多篇幅短小，长篇仅有《蟫史》、《燕山外史》等，数目少许，到了这一时期则出现了长篇化的趋势。尽头是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不仅长篇化，况兼使用第一东说念主称，个性显然，抒怀趣强，与以往的文言演义有着光显的不同。

上述这些带有探索色调的体裁创作标明，跟着文化语境的转变，文言演义与口语演义一样，也在适合时间，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转变。

这种转变到五四新文化指引时期，跟着文言受到责难乃至被驱除知难而退。以五四新文化指引为界，此前而后的文言演义创作有着较为光显的各异。

这一时期围绕着文言演义的各种变化，也让咱们看到了历史发展演进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要是莫得陈独秀、胡适等东说念主发起的以驱除文言为标语的体裁创新，依靠体裁本身的演变机制，能否完成中国演义从传统到当代的转型？谜底应该说是详情的，至于本领，详情要大大延长，经过会比较漫长。

文言的被驱除有其势必性，但也有随机性，尽管历史是无法假定的，但有一个事实摆在那边，那就是五四新文化指引借助官府的力量驱除文言之后，文言演义的创作尽管被边际化，却并莫得住手，在自后的二三十年间，遏抑有新作发行面世，由此可见旧体体裁刚硬的人命力。

这些旧体演义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本身具有体裁价值，从中可见中国演义从古典到当代的转型，其中有不少作品有着很高的体裁水准，此外还具特意志价值，从中可见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作品为咱们展示了一个颠倒丰富多元的寰宇，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浮世绘，中与外、新与旧，就这么错综地交汇在通盘，通过这个作品，可以直不雅地感受到。

由于不雅察角度的不同，通过旧体演义看到的寰宇与新型演义所展现的时间粗豪有着很大的各异，这是其价值地点，况兼是不可取代的。

连年来，跟着斟酌视线的拓展与遏抑深入，东说念主们对晚清演义的判辨与阿英撰写《晚清演义史》的时候大为不同，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重启近代体裁斟酌的时候也不一样，进入新世纪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旧体体裁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嗜好，慢慢成为连年来一个新的学术热门。

比拟之下，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章回演义受到较多关注，文言演义则已经一个较为冷门的规模，操办著述唯有张振国的《晚清民国志怪神话演义集斟酌》、《民国文言演义史》、吴礼权的《清末民初札记演义史》、郭战涛的《民国初年骈体演义斟酌》等为数未几的几部。

之是以如斯，与学界的不够嗜好操办，也受限于文件良友的短缺。广博的作品在那时刊布之后，就再也莫得出书过，分布于千般报刊中，分藏于各个藏书楼里，即即是有心斟酌，也有各种未便。总的来说，这一规模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可供开拓。

在此情况下，有必要从文件的征集整理这一基础责任驱动，将这一时期的旧体演义汇编出书，为斟酌者聚拢提供一批以往被冷漠的挫折文件，激动斟酌的遏抑深入。

王振良主编的《晚近志怪札记演义汇刊》就是这么一部适合学术需求而编印的大型旧体演义丛刊，该书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七十多种志怪札记演义汇为一编，在同类竹帛中是限制最大的一部。

这七十多部作品聚拢展示了晚清到民国旧体演义创作的风貌，为咱们展现了中国近当代演义史的别样粗豪，这么的粗豪自有其动东说念主之处，弥远以来被特意或意外地藏匿了。全书所收作品有些东说念主们较为熟悉，比如林纾的《畏庐札记》、《畏庐漫录》、《畏庐琐记》、徐枕亚的《枕亚浪墨》等，但更多的则是东说念主们不大熟悉致使可以说是颇为生分的，况兼其中不少作品目下已很丢丑到。

晚清民国时期虽然距离目下不远，但许多竹帛印量很小，流布不广，研读使用并不便捷，由此可见该书的挫折史料价值。

主编王振良兄多年以来辛苦于千般文史文件尽头是天津文史及古代演义文件的挖掘整理，树立超过，在演义文件的征集整理方面，先后编印《民国中国演义史著集成》、《民国红学要籍汇刊》、《民国时期演义斟酌稀见良友集成》等大型演义文件丛刊，造福学界。此次再次出山，推出《晚近志怪札记演义汇刊》，可谓好事无量。

总之，《晚近志怪札记演义汇刊》的出书为斟酌者的阅读斟酌提供了很大便利，对晚清到民国旧体演义的斟酌无疑会产生积极的激动作用。期待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关注并参加这一规模，推出更多的斟酌着力。

注目：

[1] 参见张振国《民国演义史》，凤凰出书社，2017年，第9页。

[2] 觉我《文言演义与口语演义》（《余之演义不雅》六)，《演义林》第10期，1908年。

[3] 【晋】干宝《搜神记序》，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跋文》，中华书局，2007年，第19页。

[4] 鲁迅《中国演义的历史的变迁》，《中国演义史略》，东说念主民体裁出书社，1973年，第302页。